文化本来是世界的公产，不是一民族一国家所得而私的，不过因居住地的畛域，与个别的历史关系，造成某种民族的思想和特性，而产出不同的文化。迨至交通既繁，思想接触，自然能截长补短，互相调和，使不同的渐趋于同。证诸往例，有足多焉。譬如希利尼的哲学、美术，科学的文化，与希伯来的宗教文化接触后，就产生今日所谓的西洋文化。中国儒家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后，就产生所谓宋明的理学——中国的伦理哲学文化。两种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新文化，必定是青出于蓝的。任何民族都有他独具的文化，故不能以有无来衡量，只能从程度上加区别。同时也可以知道文化是流动体，而非固定体；所以世界文化，将来必有统一之一日。基督教是世界文化的统一；从地理上看，他却站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中心；从思想上看，他与东方思想很接近，因为他也是东方的产物；而他已经发生效力在西洋文化中，我们很希望他能同样的与东方文化相融合。耶稣说过：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会。

中国是圈外的羊，将来也要归到耶稣牧人之下，耶稣要成全中国固有的圣贤之道，融化在基督教文化之内；更要使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如此地同冶在基督教一个大圈里，——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介绍基督教于中国，当然要从中国文化方面努力，这也是我们无旁贷的责任。所以我现在提出两方面相同的，可以融化的一点，做我们入手的研究。我所要提出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调和”两个字。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说，中国人所走第二路向，就是调和持中的一条路，其文化亦以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什么是调和？我们不能不先加说明：

调和不是迁就。以“音乐”言，宫商合度，不亢不卑，便叫作调和。由此引申到凡事凡物，本着合作的精神，消除一己的固执，而同趋于一个适当的标准。若迁就，则埋没自我的个性，屈己从人，以偏狭的功利为前提，只图目前的敷衍。故调和是从理性上出发的，迁就是从利害上出发的。

调和不是消极。遇事棘手，困难当前，便生厌倦之心，敷衍过去，那是消极的态度，不是调和的精神。若调和，则以真理为标准，保存其合理者，消灭其非理者。譬抱厌世主义者，以社会之污浊，乃谋独善其身，度清谈隐遁之生活，此之谓消极。惟能以积极的精神，抱澄清污浊社会之志，而身人虎穴；不良者使之良，不善者使之善，这才是调和。冰炭无调和之可能，然必视其宜而保存之；譬冰宜于夏，则益其冰而使炭灭；炭宜于冬，则益其炭而使冰化。故调和乃保存其适宜者，非放弃也。

调和乃是持中。以“天平”言，分量均等，谓之持中。《中庸》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是此义。过与不及，皆不是中，庄子所谓“劳神明为一”，各执一是，而互相是非，非持中也。持中者，从全体上觉察，提纲执衡，无过无不及，这便是调和的真义。

我们既然明白调和的真意义，然后可以从调和上讨论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态度：

（一）生活上的调和

“生活”两个字，意义非常复杂，约言之，可分精神的与物质的两种，或称为唯心的唯物的。主张物质生活的，每每蔑视精神生活；主张精神生活的，对于物质生活又离弃得太远，莫不各有所偏。例如一般人的观察，每谓东方文化主静的，偏于精神方面；西方文化主动的，偏于物质方面，其实亦不尽然，东方文化中之印度，固重在精神方面，而中国却与印度大异；西方文化中之希腊，固重在物质方面，而希伯来则反是。当欧洲在中世纪所谓教父时代偏重精神生活，史且称之谓黑暗时代；自启蒙时代至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兴，唯物主义盛行，卒酿成欧洲之大战。凡此皆生活偏于一方面所演成的结果。中国思想则不然。欲谈中国思想，当以孔子为代表，孔子以前，有尧舜所心传的“允执厥中”。“八卦”虽演宇宙原理，却注重一“象”字；“九畴”虽由天启，乃为政治条文，类皆法天道以明人事。儒家之思想，大致归纳于天人合一，故孔子的生平，折中至当，不抛弃任何一面。其言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便是思在内的（精神生活），学在外的（物质生活）的意思。又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博文是属于行动，约礼是属于意念。此外如“居敬而行简”，“已欲立而立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以及《中庸”所说的“成己成物”，“尊德性而道问学”，乃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最明了的调和主张，孔子以外，如老子虽侣反朴无为，然不离小国寡民的政治；墨子虽倡尊天明鬼，然不抛弃苫心救世。这都与基督教所揭橥的灵肉合一，略相符合，耶稣很注意于精申的修养，却亦注意肉体的安乐。一方面登山祷告，一方面下山医病。一方面宣道，如向尼哥底母、撒马利亚妇人讨论最高的灵生要道，一方而给食群众，如五饼二鱼分食五千人。保罗说得很透彻：“身体是圣灵的殿，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也要毁坏他。”（林前三16）光有身体而没有圣灵，这身体便为行尸走肉，毫无价值；反之，无身体则圣灵亦无所依托，因为上帝的工是要借人的身体而成，否则耶稣亦不必道成肉身了，所以耶稣木后对门徒的紧要教训，就是：“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他们不属世界，……。”（约十七15~16）既不要离开世界，又是不属世界，这是明白不过的生活调和。所以一天到晚的祈祷，与一天到晚的为服务忙碌，都是偏的，都不合基督的真精神，因为基督要人在生活上调和。

虽然如此，精神生活却比较的尤为重要，因为物质生活必须有精神去统制他，才能有适当的乐趣；这也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讲调和的意义中所含有的质素，现在可不必琐说了。

（二）道德上的调和

什么是道德？究竟有没有绝对的标准？有时甲派所谓道德，竟会与乙派极端的相反；这样，就要叫人无所适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道德所有的解释却很好：“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请注重“当然”两个字。怎样才是当然？就是所谓中庸。《中庸》说：“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这是孔子“过犹不及”的主张，君子是有道德的人，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彬彬者，就是不偏于文，或质的·面，也就是中庸。照这样解释，可以说“中庸”就是道德的标准。譬如施济的问题，有主张普遍的施与·有主张绝对的不施与。主张施与的，乃本乎慈善之念、体恤其穷乏，如遇一乞丐，予以一铜币，在我无所损，在彼有所惠，这就是我人常说的所谓仁——爱心。在反对施与的，以为一铜元虽微，爱之适以害之，乞丐之所以多，正是由于“好仁者”所养成，这就是我人所常说的义——公道。究竞哪一说不错呢？孔子说过：“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施与是仁的事，必须有一种分别的智识补救之，才能行而无弊。《周易》说“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到了孟予又加以透彻的发挥，他看墨子的兼爱，是偏在仁的一面；杨朱的为我，是偏在义的一面，偏在仁的一面的，太嫌没有分别；偏在义的一面的，太嫌分别的厉害，所以他痛斥他们，而把仁义调和起来，就是要人在仁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仁。基督教似乎是偏在仁的一面的，因为耶稣讲过许多绝对施与的话，如同“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有求你的，就给他”，“给一杯冷水于小子之一”等等。其实耶稣的主张，不是没有分别的，他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你们要乖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因为他看施与是人类的互助，要以实在的利益为前提。有物质上的施与，也有精神上的施与，即佛教所谓财布施与法布施。物质上的施与，必以不妨害精神为条件，所以他不容那些卖牛羊鸽子兑银钱的人在圣殿中，他难道不可体恤他们的困难，暂时容忍吗？这是很明显的态度。施与能救人，但也能杀人，给人的钱里，若然含有杀人的毒素，这个钱怎么能积在天上呢？所以基督教在道德上也是调和的。一方面讲“爱”仁，方面讲“真理”——义。上帝是慈悲的，也是公正的，这一点，在耶稣身上就把它调和起来，成功完全的道德。

再讲到免罪罢!能信耶稣为赎罪的救主，自然可以赦免已往的罪恶；然而从犯罪所结出的果报，仍旧不能避免的。譬如一个好嫖的人，果然可以从相信耶稣而免其已往，而他的身体里因嫖而获得的梅毒，或在自身上发作，或遗传于子孙，依然不能或免的。这更可以证明慈悲之中有公理，公理之中有慈悲。

（三）精神上的调和

分析世人的精神，大别之可分为两类：一为保守的，一为向前的。前者大概取与人无争的态度：后者大概取一往无前的态度，前者既所谓占有的冲动，是因袭的；其结果造成得过且过的人生；后者即所谓创造的冲动，以开拓为目的；其结果造成卤莽灭裂的人生。说者谓中国人的精神，富于保守，如老子之主张无为不争，孔子之主张安贫乐道，缺乏奋斗的精神。反之如今日所谓奋斗的人生者，每流于横决取快，不满意于一切，动辄以破坏为事。不知老子在“无为”之下，紧接着“无不为”的揭橥，惟其因无不为，所以无为。无为者，正是因欲达到无不为的目的；无为是占有冲动，无不为是创造冲动；无为而无不为，就是两种冲动的调和。孔子尤其如此，他一方面主张安贫乐道，一方面却周流列国；一方面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方而却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其称蘧伯玉为君子，正以其能“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其许颜渊为同志·正以其能“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皆是从消极中求积极，然却不赞成“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子路，与纠正“舍学干禄”的子张。冉求与子路同以“闻斯行诸”为问，而孔子之答案适相反。答子路曰：“有父兄在。”答冉求曰：“闻斯行之。”其理由则为“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是偏于创造冲动，“退”是偏于占有冲动，孔子乃本其调和的精神，欲使他们二人各达其平衡之路。孔子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谓狂者，即如由之兼人；所谓狷者，即如求之退；中行者，不狂不狷一谓，是孔子所许的精神。

说者谓基督教主张无抵抗主义，若老子之无为，其人生观似乎是消极的。但是耶稣一方面教训门徒：“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马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一方面却警戒门徒：“手扶着犁向后望的，不配进天国。”他一方面求上帝叫门徒知道“他们不属世界”；一方面又求上帝“不叫他们离开世界”。换个说法，就是：世界是充满罪恶，应该不沾染他的污秽，抱消极的态度对付它；但不因为世界是罪恶，而至于厌世，乃是要投身于罪恶中，救人出罪，如佛说“我不人地狱，谁人地狱”一样。这也是从消极中求积极。

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与耶稣的“愿成全上帝旨意”，有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奋斗。但是奋斗亦有限度，逾出常轨的奋斗，便成为捣乱了!现在有多少捣乱的事，有多少捣乱的人，自以为是一种积极的奋斗，不知已经走入了过激的道路，那就是缺乏这种调和的精神之故。

（本文转载自王治心编《中国文化与基督教》，

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27年，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