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裕志（1900-1996），曾用名裕芝，号康，笔名雨枝，英文名Cora Dang，湖北沙市人。曾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常委。1950年与吴耀宗等人一同发起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历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副主席。

“毛泽东影响我一生”

邓家为沙市望族，邓裕志的父亲任清政府湖南长沙府经历，即掌管书记的官员，邓裕志随父母和祖母在长沙长大，其祖母为圣公会信徒。1909年，邓裕志入学长沙北区的周南女学堂。周南女学堂校长朱剑凡毁家兴办女学，思想倾向革命，该校人才辈出，毕业生有致力于妇女运动和中国解放的向警予、蔡畅等人。1914年，美国长老会在长沙北区建福湘女子中学，1915年邓裕志进入该校读书，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

1919年，杨开慧也到了福湘女中读书，邓裕志与杨开慧彼此很熟。毛泽东当时也在长沙，组织学生运动、宣传进步思想，他在《湘江评论》《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引导女性解放，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邓裕志称“他写的文章激烈、雄辩、很有说服力”。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在五四运动中，新民学会组织和领导了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后来又组织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向警予、蔡畅、杨开慧等都是新民学会的成员。革命之火也点燃了邓裕志的爱国热情，她积极参加反《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各种爱国活动以及各种报告会，包括毛泽东送走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后的报告会。

对邓裕志影响最大的是她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在“驱张运动”高潮阶段，毛泽东和各校学生会负责人约定了日期，举行“驱张”总罢课。到了那天，临时负责福湘女中校务的美国人Strunk将学校大门锁上，不让学生出门。邓裕志和学生会的另外两个同学到Strunk的办公室要求放行。Strunk拍着桌子强令她们到物理实验室去做实验。学生代表也拍桌子，表示了参加游行的决心。Strunk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猛扇女生耳光。邓裕志她们大叫起来：“洋鬼子打人了！”大家包围了办公室，把她们救了出来。学生们扭断锁链，毅然冲出校门，汇入了大游行的行列。直到三十年后，毛泽东仍记得当年的福湘女中学生自治会会长邓裕志。1949年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邓颖超向毛泽东介绍邓裕志时，毛泽东说：“你不是叫邓裕芝吗？”邓裕志忙说：“改了，改叫邓裕志了。”邓裕志后来撰文《毛泽东影响我一生》，其中写道：“我很幸运，青少年时代能和毛泽东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能和毛主席的爱妻杨开慧做同学，能参加毛主席领导的‘驱张运动’，就此走上爱国道路。”

“给她们（女工）一把钥匙，让她们自己去寻找解放自己的路！”

邓裕志13岁时得了肺结核病，经当时长沙的著名中医医治后痊愈，为了感谢医生，邓裕志的祖母将她许配给医生之子张大炳。1919年邓裕志从福湘女中毕业后与张大炳结婚，然而婚后张家违背承诺，不同意邓裕志继续金陵女大的学业。邓裕志为了求学，义无反顾离开张家。此后，邓裕志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民族及妇女解放事业。

1922年邓裕志休学回长沙期间，在长沙市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并参加了1923年召开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她认识到，只要女性团结起来，定能成为一种力量，“这个女界大团结的力量，能够将中国妇女的程度提高，使她们在社会上得着一个相当的地位，更叫她们能负着改造家庭的使命，来建设新中国”。在这次大会上还决定举办劳工事业，各教会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了“劳工问题”“劳工福利”等课程。1924年，邓裕志返校读书，担任金陵女大工役夜校的校长，负责设计课程以及组织金陵女大130余位同学担任夜校教师等工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1926年，邓裕志从金陵女大社会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工作，1928年转入劳工部，分工负责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浦东平民学校，即后来的女工夜校。在邓裕志负责学校工作伊始，她就进行了教学改革，除了课堂教育外，又增加了讲时事、唱歌、演戏、春游等活动。后来平民女校不断发展，1930年正式定名为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到了1934年，上海共有6所青年会女工夜校（下称“女工夜校”）。

除了上海的6所女工夜校，邓裕志还领导发展了烟台、天津、武汉、重庆、广州、香港等地的女工夜校。作为一名基督徒和社会学家，邓裕志一直关心劳工权利问题。她认为工人的人格同样具有神圣价值，要承认“我们”和“他们”在社会里都是同工，要改善劳工待遇，给劳工均等的机会，要协助工人运动使之成为改良社会、建设社会的强健力量。邓裕志希望能够直接为广大中下层妇女服务，多次婉拒宋美龄的邀请到官办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

1929年，邓裕志访问陶行知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特别推崇他“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主张，认为这是改造旧中国教育的途径。1932年开始，女工夜校与陶行知合作，多次请他前去演讲，按照陶行知的精神办学。陶行知经常对邓裕志说：“给她们（女工）一把钥匙，让她们自己去寻找解放自己的路！”“最主要的要培养工农自己来改造社会。”“要培养工人中自己的领袖。”

“爱国就是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人民奋起加入抗日救亡运动。领导女工夜校的邓裕志深感女工教育应该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结合，才符合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基督教教义。

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前夕，女工夜校师生已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崭露头角，如组织义演、募捐，支援罢工工人；策划、领导全市工人反日大罢工；举行支援抗战、抗议迫害的游行示威，等等。1935年，邓裕志与何香凝、史良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大会上，夜校女工是主力军，师生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山河”的旗帜，高唱《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会后还举行了抗日救亡的示威大游行，女工同学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1936年，陶行知倡议发起了“国难教育社”，吴耀宗、沈体兰、刘良模和邓裕志都是发起者，该社致力于在群众中普及国事教育，唤醒民众爱国觉悟。女工夜校的学生们在受到教育后，认识到把国难教育普及到劳动群众中的重要性。邓裕志经常到女工夜校学生所办的工厂识字班去，教唱爱国歌曲，激发工人爱国热情，让女工们懂得要获得自身解放，必须先求得民族解放，要参加抗日救亡。邓裕志还聘请具有爱国思想的教师为女工授课，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时邓裕志并不知道她们的身份，只知道她们是很好的老师，对夜校工作认真负责，邓裕志利用自己的身份对这些老师的生命安全进行保护。她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钟韶琴对女工夜校的教学体制和教材大胆进行改革，抗日与进步的思想得以输送到女工教育中。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基督教女青年会转入战时服务。8月4日，由何香凝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邓裕志任慰劳组副组长，深入各医院调查慰问伤兵、代写家信、赠送衣物食品。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女工夜校师生积极参加社会各界救亡组织的难民收容所，担任宣传、卫生、扫盲和管理工作。9月，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成立“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其成员全部是来自女工夜校的师生。此后三年，该团辗转苏、浙、皖、赣、湘、鄂、豫、闽8省，行程2万里，随军开展救亡工作，后来该团大多数团员加入了新四军或奔赴延安。

全面抗战后，邓裕志经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安排，前往汉口设立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办事处，组织会员进行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工作，如缝制棉被、背心和慰问袋等慰劳品；组织战时歌咏团，鼓舞斗志；组织女工夜校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前往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地进行抗战宣传，为前线将士服务，坚持达四年零五个月。邓裕志又前往重庆、贵阳等地调研，调整、筹设基督教女青年会，支援抗战。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曾邀请周恩来和邓颖超访问，他们对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了赞许和支持，周恩来评价说：“你们完全有条件，由中国人自己办女青年会。”

1938年至1942年间，邓裕志利用在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交换干事及在美国纽约大学学习的机会，向美国各界广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她访问了近三十个城市和乡村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曾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夫人的接见，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日本投降后，邓裕志由成都返回上海，竭尽全力筹措资金，恢复女工夜校工作，到了1946年，恢复女工夜校6所，学生增至1000余人，设立劳工福利工作试验站，编写女工教材、培训女工歌咏和戏剧人才、组织友光团和《友光通讯》等，还邀请文幼章、斯诺、陶行知、许广平、雷洁琼、吴耀宗等国际和社会知名人士到女工夜校做形势报告。通过这些活动，夜校的女工们在各工厂进行宣传，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解放战争时期，全市6所女工夜校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由各党组织吸收入党。各厂的党组织负责人很多都是女工夜校的同学，她们参与和领导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又走上重要工作岗位，女工夜校因此也被称为“巾帼摇篮”。

为了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全面打内战。1946年，当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迈来到上海时，邓裕志以当时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主任干事的身份去见他，表示全国人民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坚决要求美国政府也按照美国人民的意愿，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盛邀邓裕志赴会，邓颖超向毛泽东介绍女工夜校掩护了很多中共同志。毛泽东亲切地握住了邓裕志的手，赞扬说：“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不少同志。”邓裕志回答：“我们只是出于爱国而搞女工夜校，当时也不懂什么革命。”毛泽东则语重心长地说：“爱国就是革命嘛。”

“现在应有中国化的基督教，中国基督教已到了划时代的阶段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在筹备会时，邓裕志和吴耀宗建议成立政协宗教界这一界别，把宗教界人士集中在一起，就能更有力地发挥代表作用。作为宗教界唯一的女性委员，邓裕志在政协会议上作了报告。她说：“基督教是由西方传入的，现在应有中国化的基督教，中国基督教已到了划时代的阶段了。我保证：我本人始终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在人民政协会议里，大家团结起来，建设一个富强、统一、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全国解放后，邓裕志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全国妇联常委。她为倡导各界妇女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很多工作，使基督教女青年会成为中国妇女运动中的一股积极力量。

邓裕志有广泛的国际关系，在国际上颇有影响，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和祖国统一贡献了力量。1950年，邓裕志应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邀请，参加东南亚基督教女青年会领袖训练会，介绍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新形势和中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使很多人消除了对新中国的误解。1950年冬，邓裕志在参加丹麦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时，发现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存在“一中一台”的问题，以后中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就与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中断了组织上的联系。

邓裕志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50年7月，她积极协助吴耀宗等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号召中国基督徒同全国人民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使中国基督教成为中国基督徒自己办的事业。她认为中国基督教能够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事业是与新中国的成立分不开的；三自爱国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并非只依靠一些教牧同工和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力量，而是依靠群众，走了群众路线；三自爱国运动培养了教会的民主作风，要继续发扬民主作风，走群众路线。

（作者系基督教全国两会研究部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