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心北京西路成都路口华盛大厦的原址（原爱文义路351号），有一所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圣彼得堂。它在我国近代史及上海教会史中，有值得纪念的意义。

圣彼得堂

抗战以后，我家逃难迁入租界，我自1938年开始在圣彼得堂参加儿童礼拜、为儿童唱诗班弹琴、做儿童礼拜教员；1949年由圣彼得堂保送进入中央神学院学习；1953年从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后，圣彼得堂聘我为传道，我家也搬到堂里去住。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时，圣彼得堂是新成区保留的教堂，1960年上海的行政区划调整，把新成区撤了，一部分划归黄浦区，一部分划归新建的静安区，圣彼得堂划归静安区。当时静安区内有较大的怀恩堂，还有20世纪50年代新造的期恩堂、灵粮堂、锡安堂，认为一个区不需要这么多教堂，所以圣彼得堂1960年以后就停止了活动（后来较新的那三个堂也逐步停止活动）。我被调去怀恩堂工作，大约在1962年左右，我的家也迁出圣彼得堂，搬到静安区的新恩堂。我前后在圣彼得堂约二十多年，兹将所了解的有关情况记述如下。

自立传统

圣公会是基督新教的一个宗派，继承宗教改革时期的英国模式，在英国是国教，神学介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比较重视理性与礼仪。上海的圣公会于1845年由美国传教差会传来，圣约翰大学便属于该宗派。圣公会最早在虹口立足，建立“救主堂”，后来向苏州河桥南扩展，在泥城桥附近建布道所，即圣彼得堂的前身。此堂建于1899年，是圣公会在沪的第三所教堂。

这个教堂并不大，占地1200多平方米，约300个座位，内有附楼、院子和牧师住宅楼，楼下是小礼堂和办公室。毗邻的一边是同为圣公会设立的广仁医院，原为妇产科医院，1945年改为全科的宏仁医院，1957年改为胸科医院；另一边就是居民里弄。教堂的建筑与国外的乡村教堂相似，没有钟楼，教堂的钟就挂在屋顶上，特建一个遮风雨的斜阁，敲响时远处可以看见钟在摆动。堂内设施精致，有中西合璧的风格。圣台上方挂着“道不远人”的横匾。在堂右边沿街的墙上挖出一个教堂窗形的小室，置放洗礼池，上面也有中国书法撰写的经文匾“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长条坐凳是流线型，前有跪垫，因圣公会崇拜时需跪下祈祷，坐凳较低，跪祷时身体可以倚在后面的坐凳上，就不感吃力。除了钢琴，还有一个不小的风琴，可以脚踏发声，也可打气发声，当时没有电动，这就属于比较先进的设施了。

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由于反省过去“洋教”带来的义和团冲击，发起“自立”运动，较激进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行政上、经济上完全脱离外国传教差会，这也影响到像圣公会这种大宗派所属的教堂，它们主张先从经济独立着手，不依赖外国差会的精神。圣彼得堂由于地处租界，发展迅速，逐渐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和经济实力较为殷实的信徒，继救主堂之后，于1914年宣布自立。

自立的堂可以由信徒大会选举出来的堂董会直接管理，聘请牧师和工作人员。我在此堂工作时，每年仍举行信徒会议，每个在册的成年信徒都有选举权。过去各堂的主任牧师多是外国传教士，选举的体制使中国牧师有了较多任职的机会。此堂重视组织体系和规章制度，鼓励信徒分别参加男子、妇女传道服务团、青年团等小团契，医院护士则有灵增会，借此加强灵修，并组织他们对教会及社会进行服务。唱诗班的水平较高，指挥葛朝祉、成员董爱琳等都是音乐专业人士。1931年起，此堂每月出版《圣彼得堂堂刊》，报道各项工作动态、信徒消息，以及捐款的收支报告等。

爱国行动

由于中国牧师的爱国热情，圣彼得堂在当时的国庆、国家纪念日都举行特别的礼拜。我记得国庆礼拜时，堂里会插上很多大大小小的国旗。牧师的讲道也密切联系时局，如在东北沦陷、卢沟桥事变以后举行的礼拜中，俞恩嗣、林步基牧师的讲道都谴责敌人的侵略，歌颂爱国战士，并以“上帝是公义的”鼓励信徒不要灰心，要有坚持的韧劲，并关爱受难的同胞，实现爱国的真精神。这类礼拜的捐款则用作慰问前方将士等。

1937年全面抗战后，圣公会江苏教区以全体圣职人员和信徒的名义，向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及美国圣公会总议会致电，谴责国际间的侵略，呼吁援助中国。这件事是交给圣彼得堂操办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抗战初期，此堂青年团的一员汪孚孝组织排练了一个活报剧《怒吼吧！中国》，中国是演员扮演的一头睡狮，起初躺在地上任人欺负，后来它大吼一声，醒过来了，打败了敌人。这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抗日的活报剧，是在圣彼得堂里看的！

新中国成立后，此堂对于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三自，指自治、自养、自传，教会内部事务和经济事务均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由本国教会自主负责）的成立、抗美援朝时捐款购买飞机大炮等事都积极响应。1950年主任牧师江鉴祖的两个子女江浦珠、江浦玮同时参军，“光荣人家”的红榜贴在教堂的院子内，一时传为美谈。

武汉的黄吉廷牧师是参加辛亥革命的著名人物。黄老牧师年迈退休后住在上海的女儿家，经常来圣彼得堂礼拜。1954年他的丧礼在此堂隆重举行，由八位圣公会牧师将其灵柩抬到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让人瞻仰遗容。这样的做法在国外常见，在国内是很少的，体现了教会对革命前辈的尊重。

难民救济

上海经历了“一·二八”（1932年）、“八一三”（1937年）两次日军侵略战争，在突如其来的轰炸战火下，处于郊区的圣公会教堂的信徒纷纷逃入租界，圣彼得堂成为临时的难民收容所。据堂刊记载，1932年收容四五百人，1937年至1938年收容504人，两次共收容上千人，这对于一个中型教堂是很大的压力。1932年堂方组织“战时避难临时委员会”，由主任牧师主持其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募集衣物食品，使难民得以安顿生活。1937年，为应对大量难民涌入，堂方把门卫室改成浴室，搭建临时厨房，甚至晚上开放教堂作为难民的住处。圣公会的教堂是被视为很神圣的地方，此举反映了堂方实践“爱神爱人”的决心。除了为难民安排礼拜，抚慰他们的心灵，为保证难民的卫生与健康，堂方联系工部局给堂内所有的难民接种牛痘及注射防疫针，又动员广仁医院的医护人员做医药顾问，为难民诊治疾病，甚至协助一位产妇平安分娩。战事高潮过后，堂方对有谋生能力者，贷款助其经营小本生意，使其另租房屋；对一些能回原籍的，则资助其返籍。

圣彼得堂不但在本堂开展难民救济，对国家、社会的需要也同样支持。1932年为赈济东北同胞，在堂门口专门置柜进行募捐。1937年号召信徒为坚持抗战，踊跃购买救国公债。对于上海基督教联合会举办的收容所、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救济难民的项目，包括救济犹太人，都踊跃捐款。堂方对本堂贫困信徒特别开展“半价米济贫”“贷款助失业者谋生”等援助项目。据报道，1937年至1941年四年内，此堂用于救济的款项达旧法币18000余元。这么大数字的钱款从何而来？办难民所时，除了可得地方维持会在食物被褥方面的部分资助外，主要靠信徒捐助，不仅是钱，衣物均收。圣彼得堂的信徒捐献方式有常年捐（每月固定数字）、散捐（礼拜时捐款），还有为难民救济等特别捐。堂方尽量鼓励信徒慷慨捐助，如1937年发起“三元救一命”运动，动员信徒说，每月捐出三元钱就可以救人一命，使信徒能形象地领会捐助的重要意义。教会以身作则，节约开支，办公室不用火炉取暖，圣诞庆祝从简，特别号召信徒圣诞节不相互送礼，将省下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教会的节期，如大斋节原来是要信徒加强自省的，堂方收集香烟罐，糊上纸做成“大斋克己捐罐”发给信徒，要求他们将节省下来的钱投入这个罐内，作为救济之用。

由于堂方的引导，各个团契通力合作，各尽其能。青年团举行“一碗饭聚餐”、话剧公演等进行募款，支持广仁医院护士去内地服务，为前方将士制作领圈御寒；唱诗班去伤兵医院唱救亡歌曲慰劳；妇女服务团制作袍裙及衣服捐赠广仁医院的贫苦婴儿孩童，1938年达571件之多，以后养成每年举行义卖济贫的传统。这些活动培养了信徒，使他们逐渐养成信仰联系实际、参与爱国救亡、帮助贫困者的生活方式。

人物轶事

一、董健吾（1891-1970），上海青浦人，基督徒家庭出身，是家中第三代基督徒，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担任校长卜舫济的助手。1925年五卅运动时，董健吾支持学生参加爱国活动、升国旗，遭到卜舫济的强烈反对，董健吾与他决裂，到圣彼得堂当主任牧师，自1925年至1931年前后共六年。

董健吾由他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同学和挚友浦化人介绍，一度向圣彼得堂请长假，去西安任冯玉祥的秘书及孩子的英文教师，并于1928年由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冯玉祥“清党”时，礼送董健吾返沪，他仍回圣彼得堂任主任牧师。董健吾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的中央特科，在陈赓的领导下，以圣彼得堂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例如开设“大同幼稚园”掩护革命者的子女，包括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后失踪）。幼稚园关闭后，两个孩子曾经由他带回家中抚养。这段传奇历史，已经广为人知，不予详述。他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秘密的，与教堂并无多大关联，但为保密起见，听说当时堂里所雇用的花匠等人都是地下党员。圣彼得堂不大，却有四个出口：除了大门和与宏仁医院相连的门以外，圣台旁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到大街上，还有一个简陋的门与隔壁里弄相连（后来堵上了）。我过去对此现象感到很不解，后来读到其子董霞飞、董云飞所著《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才明白这是董健吾的精心设计，便于紧急时有关人员脱身。书中描写开会的两间密室在办公室旁边，我家曾经住过，是将一间房间分为前后二室，后面的一间是半暗室，可以锁上，外表像个储藏室。周恩来、陈赓有教堂边门的钥匙，曾在此召开会议，鲁迅、李立三、李维汉、潘汉年、冯雪峰等人都曾经到这里来接头，由鲁迅、郁达夫等出面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民主大同盟”在这里成立，后来发展成“中国反帝大同盟”，也以此堂为联络处。董健吾还曾经将共产党的秘密文件藏在祭台的下面和教堂辅屋的地板下，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曾经来挖掘，但祭坛下面的文件已经在教堂整修时被当做废品处理掉了。

2020年，董健吾的后人参观上海市基督教两会“三自爱国运动在上海”陈列展

董健吾于1931年向圣彼得堂辞职，据说缘由是教内舆论不满他在外面搞商业，疏于教务，对他的婚姻生活也有微词。他开办“大同幼稚园”，开始时所租用的是圣彼得堂堂董肖智吉医师的石库门房子，他以圣彼得堂主任牧师的名义兼任幼稚园的院长，也曾为此向信徒募款，但这个幼稚园并不属于圣彼得堂。董健吾辞职后完全与教会脱离关系，只是在圣彼得堂留下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痕迹。他的三女董惠芳曾经充当他与宋庆龄之间的送信人，一直信基督教，改革开放后在上海国际礼拜堂当义工。董健吾晚年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二、俞恩嗣（1890-1944），父亲俞显亭是浙江的牧师，也是留日中华圣公会牧师。俞恩嗣毕业于东吴大学，留学加拿大，攻读社会学与神学，曾在云南、河南教会服务，1931年继董健吾之后，担任圣彼得堂主任牧师。他是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教授，后任公部局所属育才公学校长，颇有社会影响力。我记得在堂里开会时，看见他晚上还到医院去看望病人。

俞恩嗣积极开展教务，使圣彼得堂成为上海圣公会内信徒人数增长较快的教堂：他在倪逢梅校长开设的觉民小学内设立西区分堂，星期天用礼堂做礼拜；又在各地区有条件的信徒家里开设布道所。俞恩嗣的家人都参加堂里的活动：其太太俞陈静谦与妇女团的姊妹一同工作；儿子俞崇康和女儿俞毓爱辅导儿童。其长女俞毓灵在堂里举行婚礼时，还请我们儿童唱诗班去唱《婚礼进行曲》，礼拜后请我们在国际饭店吃茶点。俞恩嗣之弟俞恩良是堂董，也是知名律师，为信徒在法律咨询等事上提供援助，我和养母曾经去找过他。

抗战伊始，俞恩嗣的爱国态度非常鲜明，1937年与上海各教会负责人联名发表英文《为中日战争告普世基督徒书》，揭露日军屠杀百姓的罪行，本文以上所述圣彼得堂出色的难民救济等工作，都是在他任职时由他所主持并竭力推动的。他于1939年出版《国难中的上帝》讲道集，鼓励信徒参与救亡，但书中也有谴责中国人的利己心、要悔改认罪的内容，说战争是腐化国家的自然结果，有亡国的日子不远了的悲叹。

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本人占领了租界，并派了一个日本牧师阿部义忠来管理教会方面的事。1942年，江苏教区罗培德（美国人）主教进集中营之前，祝圣了俞恩嗣为主教。之后，日本人规定上海和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基督教的教会必须联合，分别组成“上海中华基督教联合会”与“华中基督教联合会”，两个组织的主席都是俞恩嗣。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他与阿部的联系是比较多的，他祝圣主教的典礼和他的丧礼，阿部都来参加。据说，他还曾经与日方协商，保存了中华圣经会内历年印中文圣经的模版，如果情况属实，对教会是很重要的功绩，可惜那些模版在“文革”中都被销毁了。

1944年，俞恩嗣患胃出血，开刀后不治去世，年仅54岁。俞恩嗣的遗体在静安寺公墓（即静安公园原址）火化后，骨灰盒放在圣彼得堂圣台左侧墙内，墙面上有一块铜碑，用中英文写着他的简历，纪念他对此堂的贡献。对于俞恩嗣个人应该做出何等历史评价，尚待更多史料佐证。

三、丁光训（1915-2012），原籍浙江舟山，父亲丁楚范来沪后，长期在荷兰银行任职，曾经协助“耶稣教自立会”成立，但并不见他参加圣彼得堂的活动。丁光训的外公李介青是早期圣彼得堂的牧师，他的母亲李励自信仰虔诚，是圣彼得堂的主要信徒代表，负责妇女服务团及每年的义卖等工作，我们都尊称她丁老太太。她患过肺病，很瘦弱，却活到101岁。丁光训献身于基督教，主要受他母亲的熏陶。

丁光训与母亲李励自（1972年）

丁老太太有三男一女，丁光训列第三，都在圣彼得堂受婴儿洗礼。他们家里每天有家庭礼拜，即母亲领着子女一同读经祈祷。丁老太太有一次告诉我说，光训小时候就喜欢模仿牧师，戴着围巾（比作圣带）站在板凳上讲道，因此她内心期望这个儿子能为教会工作。丁光训的姐姐丁宝理，是圣马利亚女中（后市三女中）教师，也是圣彼得堂的堂董。

丁光训青年时期积极参加圣彼得堂的基督教青年团活动，此堂的青年信徒在俞恩嗣的领导下，于1936年曾经听取浦化人的演讲，题目就是“青年和国家的关系”，以后便决定成立青年团。丁光训参与青年团章程的起草，明确该团除了联谊青年信徒，便是“以发扬基督精神，服务教会与社会为宗旨”。他一度担任宗教股股长，被称为“小牧师”，青年团在抗战时期频繁的爱国活动中有他的身影。1933年，丁光训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神学。1938年，他去青年会工作以后，仍旧由圣彼得堂推荐，于1942年在圣公会接受了会吏圣职，很快成为正式牧师，只是没有在具体的教堂内任职。我记得上世纪40年代，我在圣彼得堂听过他讲道。1955年他被祝圣为圣公会浙江教区主教。

丁光训是继吴耀宗之后中国基督教的杰出领袖，1980年起一直担任基督教全国两会的主席、会长、名誉主席、名誉会长；1989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直至去世。他虽然没有在圣彼得堂当牧师，但是自幼至青年时期在此堂耳濡目染所受到的影响——自立精神、爱国情怀、社会服务的责任，以及开放的神学思想，对他的一生都有铸型作用。我自己对这些也深有体会。

精神遗产

圣彼得堂过去以一批中上层信徒、社会精英为支柱，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本身的情况有很大变化，我进入此堂工作时，教堂无论在经济、社会影响方面都大不如前。1958年联合礼拜实行前，大堂有时出借作会场，以增加收入。教堂建筑年久失修，1961年左右，有一次屋顶瓦片突然全部泻下，成为危房，后来勉强修复，已不是原先的红瓦。

圣彼得堂停止宗教活动后，房屋交房管局包租，因与胸科医院相连，被医疗单位所用，一度改为职业病防治所。听说后来大堂用作仓库，白蚁纷飞。

上世纪90年代，上海要造南北高架路，胸科医院必须拆除，圣彼得堂当时并不在拆除范围，但开发商要建大厦，必须连带占有教堂的地块，因此与上海基督教界进行磋商。上海基督教两会考虑到这个教堂早已不用，建筑破旧，整修乏力，便同意了补偿方案，于1994年将它拆除。近年我曾与当时主持其事的基督教负责人谈起过这件事，他坦陈过去对这个教堂的历史意义并不太了解，如果深入了解的话，也许会另作安排，但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2020年9月，上海市基督教两会为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70周年，在会所启动了“三自爱国运动在上海”的陈列展，圣彼得堂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也是展出的史实之一。陈列室内有教堂建筑的模型和介绍董健吾在该堂进行地下活动的展板。董健吾的后人也参观了这个展览。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段琦的《从抗战期间上海圣彼得堂看中国信徒的爱国情怀》一文，在此致谢！）

（本文转载自《世纪》2021年第3期，部分有删减，作者系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