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在先时，只是稍有思想的人不期然而然的潜伏着这意识，现时却已发出急切的呼声，豉荡全国了。不但一般知识阶级以此事相倡导，就连政府也公开的以此事唤起民众，认为治本的目标。所以现时凡是对于某种学说有所研究，或对于某种政策有所主张的人们，都要将他们所研究、所主张的提出来，贡献于这时代的国家和社会，他们都要竭尽各个人的心思才力，在这一桩绝大的工作上有份。且不问现时各个人的动机如何，将来各方面的收效如何，就凭着这风发云涌普遍的现象，已可说是民族将要复兴的先兆。因此在这时候，在这地方的基督教，就不能不发生问题，这问题就是：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

这问题可分作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在这切望民族复兴的时期中，所有一切礼制风俗习惯等，邵要加以审定，如其是阻碍民族复兴的事，就必要铲除它。因此，一般排斥基督教的人们，必要含着轻蔑和厌弃的论调来提出这问题。又一方面是：既然全民族都要求复兴，如果信仰基督教的人们，以为所信仰的还能在这时期中存在，自必有它所以能存在的价值。即使没有人非难，也应当自家提出这个问题，重行考虑。所以这问题无论是排斥基督教的人们提出，或是信仰基督教的人们自身提出，都必须有明显的答复，确实的承认，这是不能避免，也不当避免的。

然则这问题将如何解答呢？有人以为：要回答反对派的质问，必当先说明宗教在人类生活中应有的地位，次说明基督教神学的根源，又次为消除历史上一切的污点，更要说明基督教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先锋队，也不是资本主义者的附属品，然后再说明基督教决不是导人迷信使人麻醉。至于本身价值的宣布，自然要提到教义是如何广大高深，对于世界人类是如何有益。但我以为：如此种种，固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未免词费了。须知基督教在现时的中国，要在能把握着问题的中心，正不必有无谓的争辩和泛而不切的陈述，不但不必顾虑到教外人无理的排斥，就是教内各宗派纷歧的意见也都要捐除。要免去已往认基督教为能包办一切的夸大狂，就不妨单提到基督教能应付现时需要的真实性。

原来基督教建立的根基，就是耶稣的人格，而中华民族复兴唯一的需要，乃是造成领袖的人才。普通所谓领袖人才，必要备具两个条件：一是积极的有为。就是要有宏大的志愿，坚强的节操，勇敢奋斗以至于牺牲的决心。一是消极的有不为。就是要严格的律身，所有种种内蕴的私欲和外来的引诱，凡是足以妨碍自己伟大事业的，必要抑制与拒绝。试看耶稣：他在未献身于社会之前，如何经过长时期的慎思明辨？他既经在社会上活动之后，如何谢绝众人无意识的拥戴？又如何决定自己要守死以善道，就同时对于门徒郑重的宣言？及至大难当前，他又如何归依上帝，服从真理，卒至被钉于十字架而无所怨悔？上述的两种条件在他身上完全地实现出来，他的人格，岂不正是造成领袖人才唯一的教范？我们只要提到这一点，就可证明基督教与中华民族复兴、无疑地成为连锁了。

但这种解说，并不是将基督教的范围缩小。因为：我们固然承认耶稣最高的理想，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然而我们也不必否认耶稣运动的开始，确是要求犹太民族的解放，对于本国民众先有热烈的同情，尤其是特别注意于训练门徒，要养成他们作领袖的资格。所以我们在这时候说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有贡献，正如现行的教育宗旨内所说“务期民族独立……以促进世界大同”。倘忽略了现阶段而高谈未来的理想，岂不是使基督教失去了时代性，显然不适于用？

再者：我们这样估定基督教在此时代中的价值，也不是抹煞了耶稣改造社会实际上的主张。就如他对于经济制度，家族制度，都有极新的见解，在福音书所记他的训言中都有迹象可寻，如果照着他的主张来推行就是天国实现。但我们所以单提到他能造成领袖人才这一点，乃是见到现时所提倡的民族复兴的含义，与国家复兴的含义确有不同。国家复兴是政治的，需要有统制的力量，如同机器全靠中枢的推动。而民族复兴则是社会的，正如耶稣所说面酵的比喻，要使他普遍渗透，等候全团的蒸发。所以耶稣改造社会具体的方案，现时可以姑且不论，只要多有人能认识基督教的真面目，能学习耶稣为人榜样。有了这种的人才，无论他在哪方面作事，自然能将基督教的精神灌输于全社会，使全社会都有振兴的景象，这才是最大的贡献。

或者有人说：所谓守死善道，所谓有为有不为，都是孔子和孟子的教训。并且孔子又常说：“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孟子又常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像这一类指示人修养人格的话，在儒书中真是不可胜举，要养成领袖的人才，正当取法我国先哲的训言，何必定要基督教？殊不知此中有一很大的区别。因为孔孟的教训，固然是尽人皆可取法，而他们所怀抱的志愿，却都归向于传统的政治思想，因而自身所垂示的模范，也都免不了是贵族式的。类如孔子不赞成他的门人樊迟请学稼圃，又自以为曾作过大夫的官职，出门就必得坐车。孟子言必称先王，又不以传食诸侯为泰。较之耶稣专和平民接近，专做于平民有益的工作，并且自己说没有枕头的地方，显然是不可同年而语。而现时要复兴中华民族，尤其是注重乡村建设，或说是复兴农村，所需要的领袖人才，当然不能效法孔孟从容大雅的态度，而要效法耶稣的刻苦勤劳，奋身不顾，这岂不是基督教特殊的贡献么？

总之：要问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最简明的答复，就是它能造成现今所需要的领袖人才。换句话说：它所贡献的就是基督徒。假使基督徒不能效法耶稣以自成其为领袖，基督教在这时代的中国，就不能有什么贡献，并且必要为这个时代所淘汰，为这个地域所摈弃。那时没有基督教，又哪里有基督徒？所以现时全国的基督徒——尤其是切望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督徒，应当一齐儆醒，各自思想，本人愿不愿——或是能不能作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贡献品呢？

二十四年四月于北平西郊朗润园

（本文转载自《真理与生命》，

第九卷第二期，1935年，6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