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们是“来自东方的智者”，我们绝不敢当。我们来自北方，是中国的十一名没有多少智慧的人，七个男的，四个女的，年龄从三十左右到七十左右，其中四人来自上海，三人来自南京，此外来自广州、成都、福州和北京的各一人。这次到来访问，我们深深感到每一步都在上帝的爱顾之中，深深感到中国国内信徒的祈祷的支持，深深感到澳大利亚基督徒的热情接待。为了这种爱顾，这种祈祷，这种欢迎，我们内心对赐予一切恩惠的上帝充满感谢。

在《启示录》第2、第3章里，复活的基督通过约翰给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和老底嘉那七个教会发出了七封信。因为那七个教会所处的环境很不相同，它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很不相同，各自的强点和弱点又很不相同，所以他们所得到的信息也是不同的。圣灵并不企图以任何一种模式强加于七个教会。然而这七封信的结束语都是一样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是说，每封信都是要让一切地方的一切基督徒听到的。

这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澳大利亚教会联合会于一九八二年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和为什么我们这十一个人现在来到这里。

教会的个性、特殊性、地方性或民族性原则应该说是《新约》教会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普世教会只能由全世界各时代具有各式文化背景的特殊教会合在一起来体现。可以设想，一个教会进人一个历史关键时刻，需要去找到它自己的民族性，从而不再作为任何其他国家教会的一件复制品存在下去。我们得是我们自己才好。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必须获得一个中国的自我，成为中国的事物，才能同它过去的殖民主义历史分手、取得权利让中国人民来听听它有以告人的信息。同时，为了让我们中国的教会能给普世教会带去一些灵性财富，从而丰富普世教会对基督的崇拜和认识，我们的教会也不能一直总是其他教会海外传教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它总得成为真正中国的教会，进入国际教会之林。因此，在领导人员方面，在经济来源方面，在认识和表达关于基督的信仰方面，我们没有放松使中国教会中国化的努力。那就是说，它应当中国化，就像澳大利亚教会澳大利亚化一样。

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两年前在香港说，十六世纪英国基督徒摆脱罗马管辖，建立独立自主的教会，那也是一个三自运动。这话使我们感到得到了支持。自从我们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我们发现澳大利亚英格兰教会最近改了名，成为澳大利亚安立甘教会。你们的发展方向和我们相同，我们也感到得到支持。

先前从这块土地上前去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我们为之感谢上帝，也感谢澳大利亚教会。他们爱的作为的价值将是长存的。我们知道，在那时候，好的传教士都为了好使自己早日成为多余的而努力工作。所以我们愿意他们今天这样来看：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在中国出现和成长，绝不意味他们的失败，也不意味他们失落了什么，而正是标志他们的成功和光荣。

但是，与此同时，值得指出，争取民族自我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教会的自我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主这一绝对的和普世的信仰为其内容，而这一信仰正是我们同全世界和各时代的教会所共有的。我们不但必须植根于中国土壤，我们还要同普世教会相联结，作为它的一个肢体。我们不能失去聆听圣灵告知其他教会的信息的机会。我们说“三自”的时候，自我孤立或自我满足并非三者之一。所以我们这次可以说是来核对手表的，或者说是来交流的，这种对表和交流，是教会不时需要的。

我们是处在一个大国里的一个小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在第三世界中一个昔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因而是落后和带着沉重历史传统包袱的广大地区里，人们动作起来，力求自立更生，进入到自己建立新生活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们在人口中占极少数的基督徒，受命建立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我们面临着许多难题。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督论和灵性生命，既坚持基督为太初之道和普世之主，坚持上帝创造、救赎、圣化的工作是三而一的，又对自然、历史、人类中的一切真善美抱敞开态度，并且反对敌视真善美的言行。我们愿意藉着同澳大利亚信徒的交往，来扩大对这位基督的认识。我们是一个重视为基督作见证的教会，因此是一个信徒人数不断加添的教会。但是，福音究竟是怎样在传开，我们还知之不详。我们需要在神学上总结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从而使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工作得以在更好的指导下进行，避免一切抵消的力量。关于这个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来自任何方面的亮光我们都非常欢迎。例如在教会论方面，我们是进人了“后宗派主义”的历史时期，可我们对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心中无数，或者说意见纷纭。中国基督教协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东西，它比其他国家的各派联合会走得远一点，但离开中国的联合教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我们要保护至今已经达到的联合，但我们也要保护甚至鼓励基督教会本有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否则联合成了单调，决无好处。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在全世界范围里寻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新的澳大利亚联合教会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件夺目的新生事物。我们将有机会了解到它经过的历程和瞻望中的前途，为此我们感到兴奋。

至于我们所听到的来自上帝的信息，那么，值得报告的就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中显明出来。我们是一个弱小的教会。同哥林多教会一样，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全国上下深受极左思潮祸害的几年。否定法纪的势力践踏了一切好的政策，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的全部教堂被关闭了十年以上。基督徒如果能聚会，也不过是在家里。当“文革”告终，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重新得以付诸实施的时候，这些家庭聚会是我国仅有的基督教。我们亲眼目睹了保罗的话是多么实在：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中国许多基督徒，正像老底嘉教会收到的信里所说的，是买了些火炼的金子，买了白衣遮身，也买了眼药擦自己的眼睛，好认明上帝的软弱比人们刚强得多。通过那些年的一切遭遇，我们基督徒耳边好像清楚地听到了那熟悉的、令人放心的声音：“是主。”这样，我们对复活之主的信心加强了。几年以来，全国基督教礼拜堂平均每天开出一所。播道工作、牧养工作、文字出版工作、神学教育工作都在推进，中国古代的诗句似乎很能说明我们的历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比过去更明白了，在阿拉法和俄梅戛之间，不是一条直线，它一路有许多转弯和曲折。这些痛苦和灾害是母亲生养的苦楚，它们带出来的是新生命。“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她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按我们的认识，这就是历史。我们知道，上帝不是一位严厉的工头。先知何西阿告诉我们，他引领我们所用的是慈绳爱索。他放松套在我们口里的嚼环，他弯下腰来喂养我们。上帝最根本的属性不是他的全能或全知，也不是他的自在，而是他的爱。爱不仅是上帝的一个属性，上帝就是爱。他是居于全部现实中心的那爱者，上帝是一位具有像基督所表现的那样的爱的爱者。这一启示超过和纠正我们关于上帝所能说的一切。爱是大有创造性的。爱为我们寻找至善。一切真正的善至终不会失落，它们将得到保全和提高，进入那行将来临的、以爱为其最高原则的天国。当我们说上帝是统治者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这个。

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有些已经提到。但是，在上帝的眷顾下，她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基督徒人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她的见证不是更暗淡了，而是更光亮了；而她的联合的范围和幅度不是窄了，而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宽得多。我们的祈祷是——我们知道你们也愿这样祈祷——基督的身体在中国的这一部分能真正在一切情况下接受基督的爱，接受基督的洗濯，使她成为圣洁，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和瑕疵。

我们访问澳大利亚教会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将有一段分享你我各自从上帝那里所得的信息的美好时机。在我们面前，有一个为时两周的丰富的属灵宴席。我们已经可以感谢上帝，通过这次访问，由于澳大利亚基督徒的见证和祈祷，中国基督徒必将变为更有信心的基督徒。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16～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