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圣经《和合本》出版100周年，基督教全国两会与联合圣经公会联合举办了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来自学界、教界，以及联合圣经公会共17位代表发表论文，从译经、释经、修订、历史与现实、神学与文化等角度共同探讨了100年来圣经《和合本》在福音传播、教会合一、信徒牧养以及基督教中国化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正视《和合本》的时代局限，从而敦促今日中国教会努力培养圣经学者、译者人才，让古老的圣经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里仍能发出永恒的光芒。为早飨读者，本刊先行将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作了点滴摘编，因时间关系，未经作者过目，如不全面，敬请谅解。

让圣言之“道”在处境中成为“肉身”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　耿卫忠牧师

作者以“道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译经、释经、讲经”为题，从译经、释经和讲经三个层面探讨圣经在中国的处境中如何被公认并接纳为“神圣经典”—对基督徒而言它是一部宗教经典，对非基督徒而言它至少也是一部具有神圣性的文学、哲学或道德教育等的经典，即让圣言之“道”在中国处境中成为“肉身”。同时，也让这“道”在不断被深入理解和广泛认同的进程中，带给人们丰富的恩典与真理，即通过译经、释经和讲经可使中国基督教做到内求信仰本真，外塑“仆人”形象，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变革的处境中重新审视、定位、适应与融入。抓住突破与超越的机遇，在中国处境中实现“‘中国化’的全新自我”。

此“龙”与那“龙”

联合圣经公会中国事工部荣誉顾问　钟志邦教授

作者以“圣经《和合本》百年后再审视‘龙’的翻译问题”为题，主要讨论了《和合本》圣经翻译中将古希腊文“drakōn”（英文对应“dragon”）一词翻译为“龙”在语言上并不恰当，从文化角度来看也非常不妥。文章首先通过对比不同版本《诗篇》中的几处经文内容，探讨古希腊文“drakōn”一词的含义，之后参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太平天国新遗诏全书》中翻译的有关“龙”的内容，详细阐释中文圣经尤其在《启示录》中对“龙”的翻译是存在“问题”的。

不要以为只有和合本才是“正宗”的圣经

浙江神学院教师　汤士文博士

作者以“圣经《和合本》的贡献与局限”为题，谈到一百年来圣经《和合本》对于中国教会与社会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促进了基督福音的传播，滋养了中国教会，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引起了国民读书的兴趣，成为信徒语言的范本。但圣经《和合本》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它并不是根据圣经原文，而是根据比较古老的1885年出版的英文修订译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翻译而成的。因此，误译、错译或漏译在所难免。我们读圣经不要以为只有《和合本》才算圣经，要多参照几种中译本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圣经的理解。

耗时最久、发行量最多的圣经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赵晓阳教授

作者以“圣经《和合本》的历史考述和意义分析”为题，以翔实的材料梳理了圣经《和合浅文理译本》《和合深文理译本》《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背景、译经过程及影响，她在文中讲道，在基督新教圣经汉译已经持续近80年后，在圣经汉译已经拥有各种语体和方言译本的基础上，《和合本》圣经的产生却历时29年方大功告成。这是所有圣经汉译本中耗时最长的圣经译本。《和合本》对中国教会和社会，在语文、宗教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福音在具体的文化处境中展开

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　王梓研究员

作者以“福音与文化：使徒保罗的传道使命”为题，探讨了福音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她以《哥林多前书》7章21节至24节为例，提出保罗开创性地解释了福音与文化的关系：福音在人们具体的文化处境中展开，但又在这一处境之中发挥改变性的大能。当强调福音在文化之中的改变性力量时，就意味着人们需要更为深刻地去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处境，只有更好地认识到自己是谁，才可能看到福音对生命的改变，进而更好地去认识神。这些对于当代基督徒处理福音与文化的关系问题都是极具借鉴意义的。

探索定位，让《和合本》更新延续

联合圣经公会全球翻译顾问　尤垂然博士

作者以“圣经《和合本》简史和翻译策略”为题，探讨了圣经《和合本》对中文教会的贡献，其产生的来龙去脉和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在官话《和合本》的翻译过程中，中国助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和合本》圣经付出了精力和才华。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出版至今经历了百年的风雨，今天此译本还普遍被使用。但圣经翻译并没有因《和合本》的出版而停止，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不同的圣经译本陆续面世。我们在庆祝《和合本》的成就时，也需要思考如何为《和合本》圣经定位，让这一译本能得到更新延续，满足教会和读者的需求。